人物专访：崔允星（上）从相信宣传到追寻真相
【大纪元2026年07月18日讯】（大纪元记者林若水旧金山报导）原居中国江苏苏州、从事国际贸易工作的崔允星，是一位外表儒雅、谈吐平和的年轻人。
在法轮功遭受中共迫害27周年之际，他接受本报采访，回顾自己从少年时期接受中国官方宣传，到逐渐接触不同资讯、重新思考中国社会与政治现实，最后选择离开中国、参与海外民主活动，以及如何重新认识法轮功的心路历程。
他表示，自己的转变并非源于某一个单一事件，而是在多年阅读、观察和人生经历中，一点一滴形成的认识。
少年时期对外部世界的好奇 埋下思考种子
崔允星回忆，自己小时候就和同龄人有些不同，特别喜欢阅读新闻，对外面的世界充满好奇。
小学时，他曾经独自骑自行车前往当地一家国营报社，希望订阅报纸。
“那个年代，报纸不是普通人随便可以买到的，很多都是由邮政系统配送给政府机关和单位。”
他说，当时自己只是一个小孩子，非常希望能够了解外面的世界。
“结果工作人员看到我，就笑着问：‘你这么小，看这个干什么？’最后也没有让我订。”
虽然当时没有成功，但这份对资讯的渴望一直保留在他的心中。
到了高中时期，学校附近有一家书报摊，贩售各类杂志和报纸。其中，《参考消息》成为他最爱阅读的刊物。
他表示，《参考消息》大量转载海外媒体内容，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和欧洲媒体的报导。
“但是，看久以后，我慢慢发现一个问题。”
他说，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经济快速发展，中共经常引用海外媒体对中国经济发展的正面评价，作为宣传自身治理能力的证明。
“可是，如果你去看那些原始报导，就会发现，很多海外媒体虽然肯定中国经济发展，但同时也批评中国在人权、政治、法治方面存在的问题。”
“而那些批评，其实和我自己的生活感受是相符合的。”
这让他开始意识到，官方媒体呈现的信息，并不完整。
“慢慢地，我心里开始种下一颗种子。我开始思考，中国的政治环境到底是怎么回事。”
阅读《南方周末》 逐渐理解“体制问题”
进入大学后，崔允星开始接触《南方周末》。
他表示，这份报纸对自己产生了更大的影响。
“《南方周末》有很多深度调查报导，例如山西黑砖窑事件、毒奶粉事件，以及社会、经济、教育等各方面的问题。”
透过这些报导，他第一次比较全面地看到中国社会中存在的矛盾。
“那些记者会深入调查，呈现事情发生的经过、涉及哪些部门、造成什么后果。”
“不管政治、经济、文化还是教育，各个领域都有很多令人痛心的事情。”
不过，他也注意到，《南方周末》的报导存在一定限制。
“它通常会说这是‘体制问题’，但不会直接指出更深层的原因。”
崔允星说，经过长期阅读后，他逐渐理解：
“所谓体制问题，其实就是政治制度问题。”
“很多中国社会长期存在的问题，如果不从根本制度上改变，很难真正解决。”
大学毕业后，崔允星曾做过不同工作，后来来到江苏苏州，从事国际贸易工作。
由于工作需要与海外客户联系，他开始使用翻墙工具获取国际资讯。
“因为做外贸，需要了解海外市场，也需要查阅大量资料，所以必须使用翻墙软体。”
他表示，当时使用过多种翻墙工具，包括《大纪元》推出的相关工具以及其他软体。
透过翻墙，他第一次大量接触中国境外中文媒体。
“我主要看《大纪元》、《看中国》以及美国之音等网站。”
记者问，第一次看到这些海外报导时是否感到震撼？
“因为很多报导都有具体时间、人物、照片和资料，和我当时在中国看到的信息完全不同。”
“那一刻，我感觉自己的思想像被打开了一样，很多过去不知道的事情突然呈现在眼前。”
然而，震撼之后，他也曾产生恐惧。
“因为中共一直宣传，翻墙接触境外资讯可能违法。”
他表示，看到有人因翻墙、提供翻墙服务而遭处罚的消息后，也曾担心自己和家人的安全。
“我有孩子，所以后来也不敢像以前那样大量浏览。”
离开中国前夕：与孩子分离的痛苦决定
崔允星表示，随着对中国政治环境的认识加深，他越来越感受到未来的不确定。
“我爱中国，也爱那片土地。我希望自己的国家变得更好。”
“但是，我看到共产党一天一天对中国造成伤害，而我又是一个关心新闻的人，所以每天都感到痛苦。”
他表示，自己后来开始在网路上发表一些批评中共政策、批评习近平的言论。
“我当时有一种强烈感觉，如果再不离开，以后可能就没有机会了。”
之后，他透过网路了解到有人以“走线”方式前往美国，开始认真考虑离开。
他曾希望妻子和孩子一起离开中国。
“我跟妻子商量，把房子、车子卖掉，一家三口一起走。”
“我告诉她，如果再不走，可能真的来不及。”
然而，妻子最后选择留在中国，孩子也跟随母亲生活。
谈到离开上海的那一天，崔允星语气低沉。
“我没有联系其他任何人，只给孩子打一个电话。”
“那一瞬间，我的眼泪一下子流了下来。”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见到孩子，也不知道这一次离开会带来什么结果。”
他说，在飞机上，一直忍不住流泪。◇（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