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大诗人陆游为何自号“放翁”？此中背后有深意

南宋的诗人里，陆游的别号最是响亮：放翁。后人叫他“陆放翁”，叫得亲切，也叫得理所当然，仿佛这位老人天生就该是这般旷达疏放的模样。可很少有人记得，“放翁”这个号，当初并不是什么雅致的自诩，而是一顶被人扣下的帽子——是政敌骂他的话。陆游偏偏把这顶帽子接了过来，端端正正戴在头上，一戴就是后半生，一直戴进了青史。

这顶帽子，是在巴蜀的山水间扣下的。而那几年，恰恰是陆游一生最跌宕、也最难忘的岁月。

陆游（1125—1210年），字务观，越州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生在北宋倾覆的前夜，襁褓中便随家人南逃，国耻家难，是他一生抹不去的底色。长大后，他只认一个志向：恢复中原。可这条路走得极苦——年轻时应试，本该名列第一，却因排在主和派权臣秦桧的孙子之前，又“喜论恢复”，硬被秦桧黜落；好不容易等到孝宗即位、起用主战之臣，他又因力主张浚北伐，被扣上“结交台谏、鼓唱是非，力说张浚用兵”的罪名罢了官。一个一心报国的人，前半生竟在主和派的排挤里蹉跎，几起几落。

乾道六年（1170年），闲居数年的陆游，被起用为夔州（今重庆奉节）通判。四十六岁的他，携家溯长江而上，一路走了五个多月才到任，沿途的山川风物、古迹见闻，都被他细细记在了那本《入蜀记》里。夔州地处偏远，通判也是个无甚实权的闲官，这趟入蜀，表面看更像一次变相的贬谪；可谁也没有想到，巴蜀这片土地，将为他打开一生中最壮阔的一页。

转机来得突然。乾道八年（1172年），主战派大将王炎以四川宣抚使的身份，驻节南郑（今陕西汉中），那里正是宋金对峙的西北前线。王炎久闻陆游之名，聘他入幕，任四川宣抚使司干办公事。接到聘书，陆游几乎是匹马单身、风尘仆仆地奔赴前线去的。

那是他这辈子离梦想最近的一次。在南郑的八个多月里，陆游第一次过上了真正的军旅生活：身披铁甲，跨马佩剑，在岐山、渭水之间奔走，调查地形，刺探敌情。他与王炎一同筹划进兵长安、收复关中的大计，还曾亲涉前线，强渡渭水，与金兵在大散关一带遭遇交锋。据他日后的诗篇追述，那段日子里他还曾在荒滩上挽弓射虎，在军中纵酒高歌，意气之盛，一时无两。多年后他忆起这段岁月，写下那首字字滚烫的《诉衷情》：“当年万里觅封侯，匹马戍梁州”（这里的梁州是古地名，治所就在南郑，陆游诗文常以指代其参幕之地）——一个“觅”字，道尽了他当年自负、自信、急于建功的满腔豪情。而那阕词的结尾，又何其苍凉：“胡未灭，鬓先秋，泪空流”，“此生谁料，心在天山，身老沧洲”——心还系在那遥远的西北战场，人却终将老死在江湖之滨。

也正是这段戎马生涯，彻底改变了他的诗。此前他的笔下，还多是雕琢辞藻的工巧之作；南郑归来，诗里忽然有了金戈铁马，有了万里关河，风格一变而为豪放壮阔。后人把他一生的诗分作三期，这军旅前后的中年，正是诗风脱胎换骨、走向成熟的关键一期——他作为一代爱国诗人的面目，可以说，就是在巴蜀的烽烟里定型的。

可惜，好景太短。就在这年秋天，王炎被朝廷召回，幕府随之解散，那个进兵长安的计划，也跟着烟消云散。陆游被改调成都，从刀光剑影的前线，一下子跌回了无所事事的后方。一身的本事、满腔的热血，又一次无处安放。

此后几年，陆游在蜀中辗转：先后做过蜀州通判，又代理过嘉州、荣州的政务，都是些不得施展的闲散差使。一个一心要上阵杀敌的人，如今困在文书案牍之间，眼看岁月一天天空过，那份郁闷可想而知。他比谁都清楚，自己等的那一天，恐怕是越来越远了。

淳熙二年（1175年），老友范成大以四川制置使的身份镇蜀，聘陆游为成都路安抚司参议官。范成大和陆游同为南宋四大诗人之一，与陆游年岁相近，又是多年的诗文之交，两人共事，便不大讲究官场上那套上下尊卑的繁文缛节，公务之余，常以诗文相酬唱。范成大爱重陆游的才华，待他亦师亦友；可在旁人眼里，这位参议官未免太不安分了。再加上抱负长久无从伸展、功名一再蹉跎，陆游索性把一腔苦闷都付与杯酒，言行间多了几分放浪不羁。

这份不羁，很快招来了非议。同僚们看不惯他“不拘礼法、恃酒颓放”的做派，纷纷上书攻讦。淳熙三年（1176年），陆游终于因“燕饮颓放”的罪名被弹劾，罢去官职，改授一个有名无实的奉祠闲衔。一个想为国家流血的人，最后竟以“喝酒误事”的名目被赶下台，这其中的荒诞与委屈，旁人未必体会得到。

换了旁人，受了这等委屈，或要上书自辩，或要忍气吞声。陆游却偏不。他干脆把政敌骂他的那个“放”字，认作了自己的名号——自号“放翁”。

这一“认”，意味深长。“颓放”“狂放”本是贬人的话，说他散漫、不成体统；陆游却反客为主，把这个“放”字从污蔑变成了自任：你们说我放，好，我便是这放浪形骸、谁也管束不住的老翁。这名号里，没有半分认错服软的意思，倒满是“我自岿然”的倔强——一个报国无门的人，用一种近乎自嘲的方式，把朝廷加给他的羞辱，硬生生扛成了一面旗。那看似颓唐的外表底下，跳动的依旧是那颗“心在天山”的心。后来他把自己这些年在蜀地写下的诗，结集命名为《剑南诗稿》——剑南，正是蜀地的古称。一个别号，一部诗稿，他把巴蜀这段悲欣交集的岁月，永远刻进了自己的名字里。

淳熙五年（1178年），朝廷召陆游东归，他这才结束了在巴蜀盘桓的八、九年光阴。离开时，他带走的不只是满箱诗稿，还有一个将伴随终身的名号，和一段再也回不去的军营旧梦。

那梦，他一生都没有醒。回到江南后，每逢风雪之夜、孤灯之下，他总会梦回那条西北前线。淳熙十三年（1186年），闲居山阴的陆游挥笔写下《书愤》，开头便是“楼船夜雪瓜洲渡，铁马秋风大散关”——瓜洲、大散关，一东一西，正是他当年亲历的抗金旧地。大散关头那一阵秋风，从南郑一直吹到了他的暮年，吹了十几年也不曾停。同一首诗里，他又痛叹“塞上长城空自许，镜中衰鬓已先斑”：当年自比万里长城的少年壮志，到头来只换得镜中的满头白发。

其实何止一首《书愤》。回到山阴之后漫长的岁月里，南郑那短短半年，成了他取之不尽的诗源。他写下大量记梦的诗，梦里一次次重披戎装、驰骋关河，醒来却只剩空荡荡的四壁与一身霜鬓。一个人把一生中最短的一段经历，反反复复咀嚼了三四十年，足见那半年在他心里的分量——那不是一段履历，而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真正触到了梦想的边。也正因如此，后人读陆游，总说他的诗里有一股旁人少有的英雄气；这股气，正是巴蜀的烽烟与失意，一同熔铸出来的。

我们今天叫他“陆放翁”，叫得顺口，却未必想得起这名号的来历。它不是一个闲人对闲适的得意自诩，而是一个壮志难酬的人，在被推开、被冷落之后，留给自己的一点倔强。所谓“放”，放的从来不是家国之志——他至死都记着“王师北定中原日”；放的，是那些束缚他、辜负他的繁文与冷眼。

巴蜀的山水，给过他八、九年最热的梦和最深的痛。他在那里离梦想最近，也在那里被伤得最重；他丢掉了官职，却捡回了一个响彻八百年的名号。一个被骂作“颓放”的人，最终成了中国诗史上最不肯放下家国的那一个——这大概就是“放翁”二字里，最深的一层回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