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道愚：孔子像立于美最高法院东门楣的启示

【大纪元2026年07月10日讯】引言：一百多年的沉痛教训表明，对整个人类造成致命伤害的不是杀人越货的行为犯，而是打着“为人类找出路”这一宏伟目标的思想犯。

2026年5月，川普访问中国期间，在宴会致辞中提到了美国最高法院东侧山墙上的孔子雕像，以此说明美国对东方古老文明传统的尊重。

他说：“从一开始，我们两国人民就彼此怀有深厚的尊重。开国元勋本杰明•富兰克林曾在他的殖民地报纸上刊登《孔子语录》（The Sayings of Confucius），而今天，为纪念这位中国古代圣贤而创作的雕塑，则非常自豪地镌刻在美国最高法院大楼的门面。”（https://www.presidency.ucsb.edu/node/395950）

川普所提到的孔子雕像，位于美国最高法院大楼后部东侧山墙。由于最高法院正门位于西侧，因此这一组雕塑并不像正面建筑那样容易被游客注意。这组雕像由雕塑家赫尔蒙•A•麦克尼尔（Hermon A. MacNeil，1866—1947）设计，他与最高法院大楼建筑师卡斯•吉尔伯特（Cass Gilbert，1867—1934）共同完成了相关人物雕塑群。

麦克尼尔在提交给最高法院建筑委员会的设计说明中写道：“法律作为文明的要素，通常自然而然地从古代文明中衍生或继承而来。因此，最高法院大楼的东方山墙象征着对源自东方的基本法律和准则的尊重。摩西、孔子和梭伦分别代表三大文明，构成山墙的中心群像。”

孔子与摩西、梭伦并列出现在美国最高法院建筑之上，体现的是一种对人类法律文明源流的追溯。那么，今天我们应如何理解这一象征？本文试图从孔子作为“法律人”的一面入手，探讨“诛少正卯”事件在中国思想史上的深远影响。

公元前500年（鲁定公十年），孔子担任司寇一职，掌管司法，仅七天，就诛杀乱政大夫少正卯，暴尸三日。

子贡进见孔子说：少正卯是鲁国的名流，您为政伊始就杀掉他，不一定合适吧？

孔子说：你坐下，我告诉你个中缘由。天下真正的大恶之辈有五种，盗贼根本算不上的：

其一曰心逆而险：心术不正却擅于包装自己；

其二曰行僻而坚：行为邪僻而顽固；

其三曰言伪而辩：颠倒是非却能言善辩；

其四曰记丑而博：满脑子歪理邪说却能够通达自洽；

其五曰顺非而泽：因势利导，鼓动他人顺着欲望和执著在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

孔子接着说：一个人有五恶之一，就应当被大德之士除掉，而少正卯一人兼有五恶，他走到哪里都能纠集一帮人，其言谈学说足以饰褒荧众（利用华丽伪善的言辞粉饰恶行、博取赞誉，进而迷惑大众混淆视听），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拥有强悍的力量足以对抗、反对正统道德价值观，进而建立一套自成体系的邪说），这是人中最为奸邪的人，不可以不杀掉啊。

孔子对少正卯的评价是抽象概括，不涉及任何具体的言辞和观点，甚至流传下来的记述此次诛杀事件的书籍中，没有任何一本书记载过少正卯的具体言行。有人据此质疑少正卯其人其事是否人为杜撰出来的，这种质疑显然是靠不住的。孔子诛杀少正卯就是为了杜绝歪理邪说流毒广布，谁若记载少正卯的言行，无疑是为少正卯二次传播，在孔子已经对少正卯作出抽象式的死刑判决的情况下，没人会做这样的蠢事。

孔子评价少正卯的五恶，心逆而险中的“逆”，行僻而坚中的“僻”，言伪而辩中的“伪”，记丑而博中的“丑”，顺非而泽中的“非”，如果集中用一个字归纳，无疑就是一个“邪”字——通过对奸雄少正卯处决和声讨，孔子为后世提供了万古不易的判断歪理邪说的标准。

这个标准是帮助人们正邪立判的照妖镜：

有了这个标准，赵高的指鹿为马也只配在咸阳宫内表演；

有了这个标准，任何欺世盗名的歪理邪说都经不起来自官方和民间正统力量的双重夹击；

有了这个标准，尽管朝代更迭或战乱频仍，但无论庙堂之上还是穷乡僻壤，正统的道德标准始终占据中国两千多年的主流。

从这个意义上说，孔子的“始诛”，为两千多年中国社会打下道德价值标准体系稳定保守和久远传承的基础。

如果中华民族注定在有朝一日被“反是独立”的歪理邪说蛊惑，那必然发生在至圣先师的教诲、判断正邪的照妖镜被抛诸脑后的时代背景之下。

二十世纪初，就如同鬼魂必附体于身体虚弱者一样，一部分浮躁的中国人选择了“打倒孔家店”，共产邪说趁虚而入，如病毒般在中华大地肆虐。

马克思可谓学富五车才高八斗，但一旦被魔鬼选中：

以阶级斗争取代人类普遍道德原则的“心逆而险”；

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砸烂旧世界的“行僻而坚”；

以空洞理想掩盖现实苦难营造“望梅止渴”效应的“言伪而辩”；

看似逻辑严密、自圆其说、能够解释一切的思想体系。“记丑而博”；

激发人的嫉妒、仇恨与斗争心理的“顺非而泽”。

这种反传统、反道德、反人性的学说，如果置于中国传统社会的价值体系之中，本来并不难辨识，也难以成为社会主流。孔子所倡导的是仁义礼智信，历代儒家所维护的是以道德教化约束人心、以伦理秩序维系社会。面对背离这些原则的思想，社会往往能够形成来自官方与民间的共同抵制，使其难以广泛传播。

然而，二十世纪初，在救亡图存的焦虑之中，传统文化被一些人视为国家积贫积弱的根源，甚至被当作必须彻底否定的历史包袱。与此同时，苏联一度展现出的所谓“成功”，又制造出一种足以迷惑人心的幻象。在这种内外因素交织的背景下，马克思主义这剂剧毒的“猛药”，被中国社会一些急于求成的激进者奉为救国良方、照单全收，并最终给中华民族带来了一场持续百年的深重劫难。

据新唐人报道，川普总统近日在回答新唐人记者关于共产主义的提问时表示，共产主义“非常邪恶”“非常恶劣”，并进一步说道：“共产主义是一场灾难。这一点已经被证明了几千年，只是用了不同的名称，但本质上是一回事。”

初读这段文字时，我一度以为“几千年”只是“几十年”的笔误。然而，观看现场视频后发现，川普所说的确实是“几千年”。

这不禁引发我的思考：为什么是“几千年”，而不是一百多年、两百多年？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系统学说，诞生于十九世纪，距今不过一百七十余年。如果将时间追溯到“几千年”，那么他所指的或许就不仅仅是共产主义这一现代政治理论本身，而是其所体现的某种思想模式——一种不断以不同名称、不同形式出现，却始终以颠覆传统道德、重塑社会秩序为目标的思潮。

如果从这一角度理解，那么孔子诛少正卯所揭示的“五恶”标准，或许正提供了一种观察这类思想现象的历史视角。少正卯是否可以被视为这类思想模式在中国古代的一种典型代表，当然可以继续讨论；但至少，这一联想使人重新思考：孔子两千五百年前所警惕的，是否正是一种能够跨越时代、不断改换名称而反复出现的邪恶思想危险？